我一直以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为此我已经连续写了几篇文章：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必亡（糖尿病倘不治疗，你试试看！）；三是腐败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不治之症。唐王朝的“并发症”是藩镇割据；明王朝是李自成起义加上满人侵凌；元王朝很可怜，强悍的蒙古人当初何等英雄，最后却被病魔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腐败与某种意识形态有关。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公德的恶行，任何权力、任何社会它都会腐蚀，因此是“社会公敌”。常看到一些官员腐败贪污被拿，临就刑之时写认罪书，说是“因受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毒害，一步一步变成人民的罪人”，这是临死说的话。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封建社会，抑或其他什么“拜金规矩”，各自都是有“社会规矩”的，甚至贼匪、劫盗，也是“盗亦有道”，有他们“道上的规矩”——比如劫匪不抢邮差、按期交钱不撕票等，哪有允许暗室受贿的“世界观”。
中国专权历史中，有三位皇帝“反腐力度”最大。一是武则天，她有“密报箱”，成批地抓，成批地杀贪。一是朱元璋，他放一个码子（标准），过了码子不是杀头，而是剥皮揎草（明太祖时官府都设有剥皮亭），剥了皮风干，晾在那里给后来的官员“儆尤”。再就是雍正，他和前两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不轻易杀人，而是穷追财产，一定把“损失了的”全部彻底收回国库。他用的是密折制度——这就有了政策水准。他执行这政策的腕力也是极大极狠的，就这一点说，刘和平把握得还是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