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艾达荷从他那本诗集里得到什么好处，我可不清楚了。艾达荷一开口就替那个酒商吹嘘；不过我以为他得益不多。
从艾达荷嘴里透露出来的这个荷马·伽·谟的诗歌看来，我觉得这家伙像是一条狗，把生命当作缚在尾巴上的洋铁罐。它跑得半死之后，坐了下来，拖出舌头，看看铁罐说：
“唔，好吧，我们既然摆脱不掉这只酒罐，不如到街角的酒店里去沽沽满，大家为我干一杯吧。”
此外，他好像还是波斯人；我从没听说波斯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名产，除了土耳其毡毯和马尔他猫。
那年春天，我和艾达荷找到了有利可图的矿苗。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出手快，周转快。我们出让了矿权，每人分到八千块钱；漫无目的地来到了沙门河边的罗沙小城，打算休息一个时期，吃些人吃的东西，刮去胡子。
罗沙不是矿镇。它坐落在山谷里，正如乡间的小城一样，没有喧嚣和疫病。郊区有一条三哩长的电车线；我和艾达荷坐在卡嗒卡嗒直响的车厢里兜了一星期，晚上才回观夕旅店。现在我们见多识广，又读过书，自然就参加了罗沙城最上流的社交活动，常常被邀请出席最隆重、最时髦的招待会。有一次，市政厅举行了替消防队募捐的钢琴独奏会和吃鹌鹑比赛，我和艾达荷初次认识了罗沙社交界的皇后，第·奥蒙·山普逊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