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烈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侵犯人权，到不愿看到国民党政府塌台，以致出现无政府或多政府的混乱局面，被日本人所利用，再到渐渐地走到主张支持国民党专制体制，并且为国民党建立专制体制寻找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相当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经历了这样一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以1933年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为契机，丁文江、钱端升等都积极撰文，力倡在中国建立“新式独裁”之必要与必须。据他们说，时至今日，这已经是一个不可免的阶段了，因为中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非如此，绝不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
“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句话典型地反映出一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他们不是不要“别的”，问题是他们认定了中国正处在灭亡的边缘，要救亡只能先承认既成的事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求生存，其他一切都谈不上。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有一句著名的话：“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他的观点很明确：既然中国没有武力收复失地的可能，那就应当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保住现有的国土，并且全力以赴，以至不择手段地谋求统一和增强国力的办法。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即使胡适并不赞同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同情国民党维持专制统治的意见，但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同样反对那些主张另起炉灶的意见，他们甚至积极支持南京政府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力图以此来换取日本在事实上承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相信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使中国能够保有足以复兴国力的资本。当南京政府尚不敢违反民意与日本商谈东北问题时，是他们率先提出对日直接交涉，不惜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来换取日本放弃对于东北三省领土与行政主权的要求。当国联报告书发表后，国人普遍指责报告书“维护日本利益”并变相“建议国际共管中国”之时，又是他们公开站出来为报告书辩护，称报告书主张东北自治正可以取消“满洲国”，“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重新行使于东三省”，因此完全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