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师于民国七年在南高师的校务会议上，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但因阻力太大没有通过。
民国十一年颁布新学制，陶师“教学做”的理论已经成立了，但是“教学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他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若“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于是可见，“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早告成立。
“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均以做为出发点。比如，“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如，“为种稻而讲解，讲解也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先生拿做来教才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才是真学。”“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先生教什么而找参考书，学生学什么而找参考书，此之谓用书，而非死读书、死教书，亦即非以书本为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