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陶行知先生流亡，靠卖字过活。也因此，生活教育的理论，渐渐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变为晓庄同学、生活教育社社友、小先生群为开拓中国新教育、为服务贫穷老百姓，失学的成人和孩子的行动指标。在这时期，新安儿童旅行团旅行全国普及教育。在上海，生长了山海工学团，到处有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的发现。从乡村幼稚园到劳工幼儿园，由农民劳工的普及教育到职业妇女、报贩、乞丐、难童的普及教育。陶先生在暴风险浪中，撑着一叶破漏的孤舟，然而他却是被压迫下的大众教育的灯塔。他把教育和人民大众结合，作为人民大众应有的生存权利，这就是陶行知先生扭转中国教育走到革命的路向。
“九·一八”事变以后，陶行知先生为什么又流亡又被通缉，终于到“七七”芦沟桥民族解放的号角响了，他不得不停留在美国呢？就因为陶行知先生教育的路向又迈进了一步：成立国难教育社，号召全国生活教育社社员，倡导国难教育运动，教育全国各阶层觉醒起来，抵抗法西斯暴日的侵略。他认为教育正是我们抗日救国的有力武器，他坚决站在时代最前线，他看到中国与日本是“和”不下去也无办法可以“和”了的。因此他和另三位爱国志士发出团结御侮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也就因此触犯到政府亲日派的猜忌，于是他才被通缉流亡到海外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