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佛学不再局限于汉文大藏经为主的佛学，代表人物如寅恪、汤用彤等开始注意梵文、巴利文、藏文、蒙文材料；梁启超开始注意印度阿育王铭文。近代佛学开始重视佛教石刻铭文、艺术等文献以外的材料，受日本影响，开始注意调查云冈、龙门石窟，敦煌艺术研究为代表。在佛学材料使用方面，梁启超注意到西方学者十分重视的阿育王石刻以及巴利文佛藏[19]。他特别提示了阿育王石刻铭文对于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性，这使他关注的领域甚至超过了留学欧洲的寅恪。寅恪也注意到阿育王石刻铭文，比如在其一本笔记本中出现了Maski阿育王石刻的记录[20]，但他对印度本土佛教没有太大兴趣，因而没有在其学术论文中特别讨论阿育王石刻铭文。
最后，中国佛学研究开始成为世界佛教学术的一部分，深受欧美日本的近代学术或者佛学影响。寅恪受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影响，汤用彤受美国影响，其他学者如蒋维乔、杨仁山、欧阳竟无、王恩洋等人受日本影响。境野黄洋、矢吹庆辉等人著作对中国学者有十分直接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讨论佛学是否是哲学、科学、宗教。如梁漱溟1919年出版《印度哲学概论》、1922年出版《东亚文化及其概论》认为佛法非哲学、佛学是无神论。而汤用彤认为佛法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其美国佛学与哲学背景值得注意。